第84章 义利之辨：千年哲思的时代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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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强调 “合法经营”（halal），禁止高利贷和不正当交易，这种商业伦理与儒家 “以义制利” 的思想殊途同归。在伊斯兰商业活动中，任何形式的欺诈、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都是被严格禁止的，商人必须遵守公平、诚实的原则进行交易。例如，在中东地区的传统集市中，商人会自觉遵守这些规则，维护市场的公平秩序。

犹太教《塔木德》中 “不要论断你的邻居，直到你身处他的位置” 的训诫，也蕴含着换位思考、兼顾他人利益的智慧。犹太教教义教导信徒要尊重他人，理解他人的处境，避免因片面的判断而伤害他人。这种思想与儒家的恕道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强调在人际交往中要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他人。

五、义利观的当代挑战与未来展望

（一）数字时代的伦理困境

社交媒体时代，网络暴力、信息泄露等问题频发，背后折射出义利观的扭曲。某明星因舆论误解遭遇大规模谩骂，部分网友在未核实真相的情况下，肆意发表攻击性言论，甚至进行人肉搜索，严重侵犯他人隐私。这些网友为了追求网络关注度和自我表达的快感，完全忽视了道德底线（义），将网络空间变成了发泄情绪和攻击他人的场所。

一些营销号为了获取流量和商业利益，故意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误导公众。例如，在某些热点事件中，营销号为了吸引眼球，编造不实细节，引发社会恐慌和混乱。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也破坏了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凸显了数字时代义利观失衡的严重问题。

在人工智能领域，算法偏见引发了广泛的伦理争议。亚马逊曾开发的招聘算法因系统性歧视女性被停用，该算法在训练过程中，由于历史数据中存在性别偏见，导致对女性求职者产生不公平的评价。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面部识别技术中，一些研究表明，某些面部识别系统对深色皮肤人群的识别准确率明显低于浅色皮肤人群。

这些现象提醒开发者，在设计技术时，应以 “忠” 于公平正义的态度，避免技术沦为追求商业利益的工具。如果算法设计只关注经济效益，而忽视其对社会公平和人权的影响，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背离了科技发展应服务于人类福祉的初衷。

（二）全球治理的义利抉择

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中国秉持 “义利兼顾，以义为先” 的理念，推动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项目中，中方不仅完成港口建设，还投资建设医院、学校、住房等民生工程，以 “忠” 于合作共赢的态度，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面对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中国倡导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恕道促进文明互鉴，这种超越狭隘利益的做法，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范式。

在气候治理领域，中国提出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既 “忠” 于全球减排目标，又以恕道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中国积极履行减排承诺，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同时通过南南合作，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帮助它们应对气候变化。这种将责任担当与包容理解相结合的方案，展现了义利观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的重要价值。

从殷墟甲骨上的神秘刻辞，到数字时代的算法伦理；从孔子杏坛的谆谆教诲，到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的千年哲思始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嬗变。在这个价值观多元碰撞的时代，儒家义利观为解决现代性困境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当我们以 “义” 为准则规范利益追求，以 “利” 为基础践行社会责任，就能在个人修身、商业经营、全球合作中，找到实现和谐共生的密码。这不仅是对中华文明的传承，更是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未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义利之辨必将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继续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智慧与力量。

六、教育场域中的义利启蒙与重塑

（一）传统蒙学的浸润式教化

在徽州古村落的蒙学馆内，《三字经》“融四岁，能让梨” 的朗朗诵读声中，先生常以北宋范仲淹 “划粥断齑” 的故事，诠释 “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大义。苏州文庙保存的明代《义利辨》碑文，记载着当地书院将义利观融入日常考核：学子需每月撰写 “义利日记”，记录生活中面临的利益抉择。岳麓书院的 “会讲” 传统中，朱熹与陆九渊围绕 “义利之辨” 展开的鹅湖之会，其争辩内容被整理成《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后世学子明辨是非的圭臬。这种将经典诵读、榜样示范、思辨讨论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使义利观如春雨般渗透进学子的精神世界。

（二）现代教育的创新实践

芬兰的 “现象式教学” 将义利观融入现实课题。在 “城市贫困问题” 的探究中，学生需分组设计帮扶方案，教师引导其思考：“若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忽视弱势群体权益，是否背离社会正义？” 新加坡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设置 “商业伦理沙盘推演”，模拟企业面临成本压缩与质量保障的两难抉择，培养学生权衡义利的能力。北京某中学开发的 “模拟联合国” 课程，学生在讨论国际气候协议时，不仅要考虑本国经济发展，还需从全球生态大义出发制定方案，这种沉浸式学习让抽象的义利观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智慧。

七、科技浪潮下的义利新困境与突破

（一）人工智能的伦理迷局

当 deepmind 研发的 AlphaFold 破解蛋白质折叠难题时，其选择公开数据库的决定引发热议。团队成员在《自然》杂志撰文称：“若将成果私有化，虽能获取巨额利润，但违背科学探索的公义精神。” 反观人脸识别技术在部分社区的滥用 —— 未经居民同意采集数据用于商业推送，这种 “见利忘义” 的行为，导致欧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以法律强制企业在技术应用中遵循 “数据最小化”“用户知情同意” 等义利平衡原则。

（二）元宇宙的规则重构

在 decentraland 的虚拟世界里，玩家自发成立 “数字伦理委员会”，制定《虚拟土地公约》：禁止通过算法操纵土地价格，要求建筑设计必须保留 30% 公共空间。韩国首尔打造的 “元宇宙市政厅” 设置 “数字听证会”，当虚拟商铺税收政策引发争议时，系统自动生成利益相关方的模拟画像，帮助决策者从多元视角权衡税收政策对不同群体的影响，这种技术手段使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恕道获得数字化表达。

八、文明对话中的义利观交融

（一）宗教伦理的跨文化共鸣

印度教《薄伽梵歌》中 “履行职责而不执着于结果” 的教诲，与儒家 “君子素其位而行” 的义利观形成呼应。在世界宗教和平大会上，佛教 “不杀生、不偷盗” 的五戒与伊斯兰教 “合法经营”（halal）原则、犹太教《塔木德》“借贷不得取利” 的规定，共同被归纳为 “全球商业伦理十大准则”。梵蒂冈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天主实义》手稿，记载着利玛窦将基督教 “爱邻如己” 与儒家 “仁者爱人” 相融合的传教实践，展现出义利观在文明对话中的创造性转化。

（二）哲学体系的碰撞与创新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 “交往行为理论” 强调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被中国学者与儒家 “絜矩之道” 进行对比研究。在中欧跨文化论坛上，双方学者共同提出 “数字时代的义利共识”：既需保障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也要建立 “算法伦理审查委员会” 确保技术向善。日本学者西田几多郎将阳明心学与康德伦理学结合，在《善的研究》中提出 “义利辩证统一” 的新命题，为东亚现代性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义利实践

（一）国际援助的责任担当

中国在非洲实施的 “万村通” 工程，不仅为 2.5 万个村落接入卫星电视，还同步建设太阳能发电站、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埃塞俄比亚的项目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企业没有像西方公司那样漫天要价，而是手把手教我们掌握技术，这才是真正的义利兼顾。” 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向 153 个国家和 15 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同时公开疫苗研发数据，这种 “达则兼济天下” 的行动，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价为 “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树立新标杆”。

（二）生态治理的全球协作

“国际红树林联盟” 推动的跨国生态修复项目中，各国科学家共享监测数据，企业主动调整沿海开发计划。印度尼西亚的红树林保护项目引入 “生态补偿机制”：伐木企业需按砍伐面积向保护区域支付费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这种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与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相结合的实践，使全球红树林面积在 2020 - 2023 年间实现首次净增长。

十、义利观的未来图景

（一）星际探索中的伦理前瞻

NASA 的 “火星社会模拟实验” 制定的《星际殖民宪章》明确规定：任何资源开发必须保留 30% 用于公共设施建设，禁止私人企业垄断关键资源。当 Spacex 提出 “火星房地产计划” 时，科学界发出警告：“若在火星重复地球的资本掠夺模式，将违背人类探索宇宙的根本大义。” 这种前瞻性讨论，预示着义利之辨将在星际文明中继续指引人类的价值选择。

（二）生物科技与人性本质的坚守

面对基因编辑技术的突破，“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峰会” 通过《香港宣言》，禁止用于增强人类性状的生殖细胞编辑，强调技术应用必须遵循 “不伤害”“尊重人类尊严” 的义利底线。脑机接口技术的开发者主动成立 “神经伦理联盟”，要求产品必须具备 “用户意识自主权”，防止技术沦为操控工具。这些举措表明，在科技狂飙的时代，义利之辨依然是守护人性本质的最后防线。

从商周青铜器上的祭祀铭文，到量子计算机中的算法代码；从孔子周游列国的马车辙印，到火星探测器的探索足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的千年哲思始终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在物质极大丰富却又面临精神困惑的今天，重思义利之辨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更是关乎人类文明走向的关键抉择。当每个个体、企业、国家都能在利益追求中坚守道义底线，在价值创造中践行社会责任，我们终将构建起一个既充满活力又不失温度的美好世界。